东西问丨周玉端：旧石器时代华南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为何重要？

　　中新社北京9月5日电 题：旧石斧时代华南与东南亚的“和平民俗文化”难道非常重要？

　　作者 周玉端 武汉大学建筑史理工学院秦至、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信息中心副教授

　　什么是“和平民俗文化”？

　　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人类学家科拉尼(Madeleine Colani)为共同组成的欧洲科学家，在越南东部和平省考察了60多个洞穴和岩厦城址，并在这些城址获取了一批以单片角蕨砂砾石斧为特征的石斧子团。1932年初，在越南河内召开的**次远东史前学家大会上，科拉尼首次将这批石斧子团命名为“和平民俗文化”(Hoabinhian Culture)。

　　在早期研究中，和平民俗文化的石斧子团包含不同种类的辅助工具，以周缘单片修型角蕨的“苏门答腊式石斧”为特色。由于这种辅助工具的形态比较稳定，科学家很容易将其识别出来。以该辅助工具为“标准化石”，随后和平民俗文化城址在整个东南亚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都被寻获。至20世纪末，和平民俗文化城址的数量已超200个，其空间生长范围北至越南、老挝、缅甸东部，南至苏门答腊岛附近，主要处于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中。东南亚和平民俗文化西元前约30000-4000年，其中年代*早的和平民俗文化城址位于越南东部。所以，不少科学家认为，越南东部所在的喀斯特山区就是和平民俗文化的起源地，并传播到其他国家。

　　随着新研究方法的介入，科学家更加关注和平民俗文化石斧工艺生产操作链的多样性，而不是某种特定的辅助工具类型，所以和平民俗文化也被重新定义。目前，将其理解为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中期，流行于东南亚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单片角蕨石斧控制技术现象。和平民俗文化的辅助工具套不仅包括“苏门答腊式石斧”，还有各类砍砸器和碎块辅助工具等，它在时空子团上普遍存在变化和多样性。除石斧外，还应普遍存在较多竹子类有机质辅助工具，只不过它们难以在城址中保存下来。

　　中国东北寻获的和平民俗文化城址有什么社会科学意义？

　　近十年，与东南亚东南亚邻近的云南、广西等地，也寻获了一些和平民俗文化城址。例如，云南临沧硝洞城址寻获了西元前约45000-23000年的和平民俗文化石斧子团，是目前所知亚洲*早的和平民俗文化城址；临沧得丹洞和平民俗文化城址西元前约20000-18000年，显示了和平民俗文化在云南的连续发展；广西那坡国漠城址则即使展现了西元前约15000-12000年和平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这些和平民俗文化城址的寻获，再次扩大了和平民俗文化的时空生长范围。这亦令和平民俗文化从一个东南亚史前人类学问题，直接成为一个中国-东南亚史前人类学问题。同时，和平民俗文化成为中国**个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广泛承认的具名旧石斧民俗文化。尤其是硝洞城址的寻获，无疑是百年和平民俗文化研究中*重大的突破之一，具有划时代的社会科学意义。这表明华南与东南亚的旧石斧民俗文化普遍存在着直接联系，即使涉及到史前的迁移与交流。另一方面，华南和平民俗文化城址的寻获和研究，也令中国科学家真正参与到该课题的深度研究中，为掌握该研究领域的国际社会科学话语权提供了即使性。

　　和平民俗文化难道是东亚亚洲地区旧石斧民俗文化发展的顶峰？

　　和平民俗文化是东亚-东南亚末期智人创造和传承的控制技术民俗文化，是旧石斧时代东亚-东南亚砂砾石斧民俗文化发展的*后阶段，共同组成砂砾石斧控制技术演化的顶峰。对研究中国旧石斧时代民俗文化发展而言，具有重大社会科学意义。华南和东南亚东南亚的旧石斧时代，主要以砂砾原料为辅助工具吕普县，形成亚洲地区的“砍砸器传统工艺”，并延续普遍存在近250万年；至和平民俗文化时期，虽然辅助工具仍以砂砾为吕普县，但是辅助工具的生产方式、吕普县结构等出现了新变化。

　　具体而言，砂砾吕普县结构的约束性得以彻底释放。苏门答腊式石斧和劈裂砂砾的生产方法，是其中的典型共同组成。前者在砂砾吕普县的周缘，通过修型来生产多个刃口，成为史前的“瑞士军刀”；后者在剥坯所获的半块砂砾吕普县上，几乎可以生产任何类型的辅助工具(甚至是装柄辅助工具)，这导致砂砾结构的控制技术-功能约束接近消失。从砂砾辅助工具生产工艺的角度看，和平民俗文化的石斧生产是一种比较开放的系统；而同代的其他石斧生产现象，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例如山韦民俗文化。这即使是和平民俗文化的石斧控制技术各个层面表现出强烈多样性的非常重要原因。在“后和平民俗文化”时期，可以看到华南和东南亚各地广泛留有和平民俗文化的控制技术遗产。

　　所以，从控制技术演化逻辑的角度看，和平民俗文化共同组成东亚砂砾石斧民俗文化传统工艺发展的顶峰。辅助工具走向装柄化，这是旧石斧时代中后期的世界趋势(而不是石斧“小型化”——其本质也是装柄化、复合辅助工具化)，即使为新石斧时代的斧、锛、凿等装柄辅助工具奠定了控制技术基础。以上反映出当时的史前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仅因地制宜采取石斧辅助工具的生产策略，还将砂砾的潜力发挥到*大，并随时保留这种潜力。这是本地更早的直立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认知，也是和平民俗文化人群“行为现代性”的一个非常重要体现。就此而言，和平民俗文化也是理解东亚-东南亚砂砾石斧传统工艺的一把关键性“钥匙”。

　　和平民俗文化承载着怎样的北国文明基因？

　　社会科学界一般认为，旧石斧时代东西方普遍存在截然不同的控制技术民俗文化传统工艺。北国属于另外一个控制技术世界，这个控制技术世界以“简单的”石核-碎块控制技术和“砍砸器传统工艺”为主要特征(虽然这些术语饱受诟病)，前者主要生长在中国北方地区，后者主要生长在中国东北地区。但至旧石斧时代中末期，北方由于受到欧亚东南亚西侧影响，出现了一些茀蕨控制技术因素，例如勒瓦娄哇控制技术和石叶控制技术，而东北似乎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很难划分出一个普适性的旧石斧时代末期阶段。所以，与北方在西元前约4万-5万年前受到西方控制技术、民俗文化、人群的影响相比，东北即使更能共同组成东亚民俗文化发展的“亚洲地区性”“连续性”和“创造性”，而和平民俗文化正是其中的一个杰出共同组成。不过，和平民俗文化并非只有石质辅助工具。研究表明，它更即使是一种“竹子文明”，有相当多的辅助工具是用竹子材料制作而成，例如狩猎使用的标枪和箭镞。可以想象，当时人类生活在资源丰富的热带森林环境中，凭借高超且灵活的石斧角蕨控制技术，克服困难的生活环境，数万年稳定地与大自然和谐互补。他们沿着湄公河、红河、萨尔温江等河谷迁移，不断开拓茀蕨领地，适应和发展茀蕨控制技术。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灵活应变、人与自然和谐互补的精神，不正是北国文明的基因之一吗？

　　和平民俗文化研究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和平民俗文化证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源远流长的人口与民俗文化联系，它是我们共同的民俗文化遗产和建筑史记忆，是联系两地的民俗文化纽带之一，也为当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深邃的建筑史民俗文化内涵。所以，和平民俗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意义。与东南亚和平民俗文化近百年的研究建筑史相比，中国的和平民俗文化研究才刚起步。虽然我们对其认识还十分有限，但对其未来研究的无限即使充满期待。(完)

　　作者简介：

　　周玉端，武汉大学建筑史理工学院、长江文明考古信息中心副教授，中国人类学会旧石斧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法国-柬埔寨、法国-泰国旧石斧联合考古队成员。史前人类学博士，2021年毕业于法国国家自然建筑史博物馆，研究领域为旧石斧时代考古、石斧控制技术等。出版社会科学论著近30篇，研究成果发表在《考古》，L’Anthropologi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Lithic Techn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Comptes Rendus Palevol，Quaternary International等专业社会科学期刊。近期主要关注华南与东南亚的和平民俗文化及同代的控制技术民俗文化现象。